自然天成《大风歌》
任育才同志：您好！
从运城回到省城已过两个月时间方才给您写信，一是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五六月份向来是文艺界各种活动最多的时期，整天缠在事务堆里难以自拔，其间还遭遇迁居新家之类躲也躲不开的私事要处理，实在没能抽出时间来给您写信。二是对您和田水旺同志合著的报告文学《大风歌》，虽然也插空断断续续地读了一遍，但由于前述原因，思想总亦没能沉静下来形成一些条理的意见，即使能给您写信，又怕形成敷衍之辞，这是没有及时写信的真正原因。直到本月二十二、二十三号，凡才得暇，利用星期天，集中精力，又拜读了一遍。所以信迟复了，盼为鉴谅。
关于对这部作品总的看法，我同意著名作家王西兰的评价。王西兰是你们运城市文联主席，他对运城地区文学创作的历史与现状是了如指掌的，他的话是具一言九鼎之重的。我虽也
随作品所附的两篇评论文字，我也仔细拜读了。省“三八红旗手”张燕燕同志的文章着重从作品主人公张希华同志高尚品格、对当代青年如何对待“生命价值”和“何为享受”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思考与思辨，理美且情长。不啻为“另一个张希华”——一个与老英雄张希华同质的当代青年楷模的人生宣言，令我在向你们作品主人公张希华致敬的同时也油然要向张燕燕这样的先进青年致敬了。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水成的评论《保尔精神的再现和延续》是一篇文采飞扬、情采飞扬、既具高远思想视野又具理论深度、洋溢真知灼见的好文章,文章不仅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做了很好的概括性评价，而且着重从这部作品所具的强烈批判色彩和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角度，针对时弊，一个令人为之震颤的社会问题——英雄模范人物为什么却越来越遭社会“漠视”、“得道”为何却“寡助”问题，进行了深刻、尖锐、却又入情入理的分析与批判，并昂然而充满激情地大声呼唤“正气”之“大风”的归来，令人感动，也令人警省警奋。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能公开发表如此直抒胸臆、尖锐泼辣、痛快淋漓、激情洋溢、如喷如泻的好文章，实属罕见，这令我油然想到毛泽东同志早已批评过的那种“钝刀子割肉”的文风。现在满世界到处可见这种“钝刀子割肉”不疼不痒的刺啦声，非徒无用而又害之，那等于是一些高分贝的污染环境的噪声。王水成这样的文章太少了。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始，我国社会进入其发展的新时期以来，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几乎同步、实则起始更早的是我国文学创作事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其中报告文学创作又是整个文学创作中最具成就的领域。我省也如此。二十多年来，如数家珍，我们可列举出许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但也毋须讳言，随着我国社会市场商品化经济发展越来越深入，报告文学创作领域也日益涌动出一股越来越汹涌、与文学作为人学的高尚品操和艺术灵魂精神大异其趣的浊流。君不见展眼当今我们的许多书、报、刊，这股汹涌的浊浪随处在污人眼目，那些以钱权交易、有偿服务、人情服务为基本出发点的所谓“报告文学”到处决堤泛滥，这类东西内容多假，艺术低下，更主要是作品的思想灵魂常常散发着浓重的卑污之气，宣扬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毒化社会空气，也毒化人们灵魂，这些东西凭借媒体的众多强大而又出现频度很繁很高，致使数量虽也不能算少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们，比起这类数量大得惊人并已啸聚成阵成势的阿物来，反倒显得如凤毛麟角了。
正是在如此前提下，我拜读了您和田水旺合著的报告文学《大风歌》的。我读这部作品时一直是处于激动状态的，心中自始至终不时发着一声“啊”的赞叹。我曾问我自己你都在赞叹些什么？我油然想到优秀青年张燕燕对这部作品概括性评价的那四个字——“大美气象”，可谓合我心得。我理解，作品的这种“大美气象”不仅是指作品主人公张希华同志其人其事的，也恐怕是指作品本身、抑或作者本人的。文学作品的优劣说到底是作家人格的一种自传性的艺术显示，这是作品的“大美”之源，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浅显的。我设想，假如这部作品写的不是英雄张希华，而是一个一般的人，我相信作者也是能把这部报告文学写到“优秀”程度的。题材的选择不能说不重要，但题材始终不是作品优劣的绝对意义上的决定因素，而决定因素是作者、作者的全部人格素质。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是一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密切
下面，我就从我对当代报告文学创作形成的以上总体理念出发，谈谈我读这部《大风歌》的一些感想体会，具体谈如下三点看法。
一、作品对题材选择与开掘上的时代理想性和社会典型性。
前面我说过，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优劣的决定因素并不在题材本身，但这并非说题材的选择并不重要，恰恰是题材的选择与开掘才是更能显示作者的人格操守与艺术操守高低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关于这点，作为反证，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屡见不鲜的例子：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艺术角度看似乎无可挑剔，却因题材选择上的失误，终究艺术上的完美掩饰不了题材本身的羸弱、浅薄与轻浮，令作品如纸糊的花瓶，经不起思想的与审美的“重拳”轻轻一击；有的报告文学作品，题材尽管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者艺术驾驭能力也是能够胜任的，但却因作者本身思想与审美方面的偏颇、或沉浸于自然主义的描摹、摒弃价值评判、或悬浮于理想主义的云空任意挥洒想象、甚至随意凭个人好恶或削足适履或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美丑，把好端端的一个题材给搞砸了。而以报告文学《大风歌》为证却是正面的。写英雄模范人物，是我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主流创作题材之一。《大风歌》也归此类。但她的不同凡响处在于，它选择的英雄是一个众目睽睽之下，始终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孤胆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身先士卒却百呼无应，他也绝无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执意苦干，甚至是带有绞尽脑汁的哄瞒家人的苦干。同时，作品又真实地再现了形成主人公“孤胆独行”的那个冷漠的现实小环境——其实这又是一个能令人“见微知著”的一个小环境，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浓缩了的社会大环境，它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社会大问题——以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标识的社会，绝没有一个“天然的”精神文明的高速发展相伴行，如这个问题不能引起高度重视，道德与理想的沦丧、是非观与价值观的扭曲就会构成社会发展冷热不调的物质火炭与精神冰水，如此下去，我们社会这只大鹏鸟无异是一只一翅疯长一翅萎缩的大鸟，它将如何腾飞？作品所具的这种在题材选择与开掘上的时代理想性和社会典型性品格，是作品最为坚实也最为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核，无疑它是能产生能量裂变和能量辐射的，这也是作品一经发表就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作品对人物描写与刻画上的人性深刻度和情感丰富度。
这部作品描写的并非一个复杂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它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线条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甚至可以说它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共产党员张希华，进了城了，家也成了，业也立了，儿也有了，房也有了，却突然暗自决定并独自行动，返回离城几十里外的苦寒山庄，如“地下工作者”般地进行修路、引水。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只要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却都会发现，令人钩魂摄魄的正是这简单故事中的一些一时还难以理清的并不简单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找过许多词语企图对我零乱而又纷繁的印象加以抽象概括，最终找到两组，虽感不尽合理，但也差强人意，一为“人性深刻度”，一为“情感丰富度”。所谓人性深刻度是指作品在描写与刻画人物故事时，对人物的理念、情感、意志、个性、性格等的表达始终是自然天成状态的，没有显出任何斧凿与强加的雕饰痕迹，无论对主人公张希华，还是对他的妻子及其它一些一闪而过的人物，均如此；但又绝非说，这种自然天成的描写与刻画是自然主义的，事实上它有着作者极强的主观干预，表现着我们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先进性与滞阻性这一根本矛盾，表现着人们理想追求的充满生命活力的那种意志和本性的最能动鲜活的东西，它似乎是原生态的率真的，却又是深刻的理性的。所谓情感丰富度是指与人性深刻度须臾不可分的、如生命之于空气、水分、阳光般的、以表达理想诉求的心灵律动的那些东西；情感看似外在的，实则与人性往往互为经纬、互为表里、难分仲伯；它是丰沛的、繁富的、真率的、人性凡可是深刻的。这部作品围绕对张希华修路引水，半明半暗的执著行为，亦直亦曲的心路历程，孤立无助的希望绝望，庄中含谐的性格表露等等进行的刻画与描写，无不透露着人性的深刻内涵和情感的丰富泉涌。它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亲切动人的，可以说，这种人性的深刻度和情感的丰富度，是令读者随读入境、竞读不已的艺术之魅，它既是由作者对生活本质性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的，又是由作者对生活了解与把握的熟悉度与忠诚度决定的，只要阅读这部作品，我相信，谁都会感觉到作者对生活的那种熟悉到细致入微的程度、那种对生活绝无凭心而造的忠诚的。
三、作品在语言使用与处理上的人格化抒写和识知化气韵。
应该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语言的使用与处理总是独特独到的，《大风歌》区别于其它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最显著的表现在整部作品时时刻刻溢射着一种人格化的抒写和识知化的气韵。整部作品围绕张希华返乡、修路、引水这一单线条的故事情节开展，没有那种单纯的主观心理刻画，也少见那种单纯的客观环境描写，更没有那种游离的属于作者的理性分析与提炼之类的文字。它仿佛只是在叙述与主人公张希华情感律动、跌宕起伏的相关故事，但在这种叙述中，却把关涉到的人、事、物、时间、空间以及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赋予了情感与情感的律动，全都具有了生命的灵性与鲜活；同时，对于本来属于作者自身的丰厚生活积累和理念积累，也有机地融进了作品主人公情感视野范畴之内了，仿佛让“知识”二字倒了个儿，变成一种“识知”，成为一种气韵般的、生动的、形象的、生活化的、智慧化的、又带有河东大地——这块中华民族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的特有丰蕴的那种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令人展卷伊始，首先就产生一个好读好看、引人入胜的感觉。例如，作品在写主人公挥镐修路时，感觉镐柄“软沓沓”的，快断了，而须换一根“硬梆梆”的镐柄时，那段关于“把柄”的描写，何其独特奇特！作者把“授人以柄”的人格化概念形象地引入其中，那“把柄”油然间就具有了生命的寓意和智性了，令人感动也令人寻味。当然，作为一个非河东人的读者，我也想提出一点建议，作品大量的方言和对事物的地域性称谓的使用，最好在头一次出现时，就要有一个适当而形象的不显游离的普通话语言的诠释，令外地读者在继续阅读之时能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否则会或多或少对读者形成一种“阻隔”而影响到外地读者的阅读。总之，这部作品在语言使用与处理上的这种人格化抒写和识知化气韵，不仅令作品在题材选择与开掘上的时代理想性与社会典型性的生命灵魂之大美具有了一种最为智性的表达，而且令作品在人物描写与刻画上的人性深刻度和情感丰富度的丰神秀姿之大美具有了一种犹如“场”般的效应，犹如磁性或气功的那种“场”般效应，令整个作品充满艺术的内吸力与外张力。
作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大风歌》的成功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一些来不及细思细想的粗浅看法。我期盼能有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作品并来评价它。在运城期间，有次与西兰谈起河东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河东人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所表现出的普遍要比其它地区人们高出许多的那种仿佛天生的文化底蕴时，西兰兄说：“这种东西搞不好也是泥潭和沼泽，陷进去就很难自拔。”这话看似平淡，却久久难以忘怀，使我想起我曾注意到的我省文学创作方面的一种现象：新时期以来的我省文学创作中，能数得出来的那些获得社会嘉评的优秀作品中，相当大部分竟不是由土生土长的本省籍作家创作的，而是由那些因各种原因半途到我省工作落户的外省籍作家。读这些外省籍作家以本省这块土地汲取营养而创作的作品，生活气息并不浓郁且并非原汁原味的、地域文化韵味也大都显得寡淡，但却洋溢着强烈、高远、深刻、冷峻的审视与批判精神，震撼人心。读他们的作品，总令我想到一个形象，一个操刀剖视西瓜者的形象。而我读许多土生土长、文化素养也并非不高的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常常是另一种感觉——生活气息浓郁、地域特色突出、文化韵味强烈、但却激动不起来，仿佛早已熟视无睹；读他们的作品，也令人产生一个童话般的想像形象，仿佛那位哪吒三太子，总是甘愿藏在那朵莲花瓣里不肯跳出来。长期浸淫在丰厚的文化传统里，如何能够超拔出来，再回眸审视这种文化，也许是我们许多本省籍作家创作寻求突破不无重要意义的一个问题。西兰兄的“泥潭论”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警示。《大风歌》作者的创作实践恐怕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本省籍作家的创作如果能借鉴外省籍作家优长、又保持自己的优长、两个优长并举，那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文学创作景象啊！
拉拉杂杂就写这些。问田水旺同志好，感谢你们创作了《大风歌》这样一部好作品。祝你们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创作取得更大成就！
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