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心智之谜的帷幕一角从脑中魅影 [复制链接]

《脑中魅影》本驰名世界的脑科学普及读物，出自印度裔美国神经科学家维拉亚努尔.S.拉马钱德兰之手。昵称为拉马的他，在对神经－精神病理现象的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上，凭借深厚的脑科学知识积淀，获得了神经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而有条件来尝试揭开人类心智这——“魅影”的面纱，向读者展现一个丰富神秘、变幻不定的脑中世界。

背后的神经布线

截肢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有不少被截肢的患者，肢体上的痛苦并不因截肢而结束。相反，他们生动地感受着已经不存在的肢体仿佛依旧完好，和真实肢体一样有冷热触碰的感受，或者被扭、拧、冻僵，或者陷于瘫痪麻痹。这种主观感受到而实际不存在的肢体，叫作“幻肢”。

拉马钱德兰博士接触过大量这类患者，了解了他们关于自己幻肢千奇百怪的感受。他没有停留在现象的积累与记录上，而是在细心听取患者主诉的同时，琢磨着导致幻肢感受的脑内神经布线。他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把温水滴在患者脸上，患者却同时在脸上和幻手上感觉到温水；而当水在脸上流过的时候，患者感到水也在幻臂上流！怎么会这样呢？首先容易确定，在大脑皮层的躯体感觉代表区上，手和臂的代表区相距头和脸的代表区很近，患者的这种感受是由于来自脸表面的感觉传人，也激活了手臂代表区。至于这一现象的神经机制，拉马钱德兰设想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在患者失去手臂后，头脸脑区的神经细胞很快“乘虚而人”，有分枝生长到手臂脑区里去了；第二，可能某些本来“静默”的感觉传人途径被激活—本来从脸而来到达手臂脑区的神经通路也有，只是不活跃，但随着手臂的失去，这样的通路变得活跃了。不管怎么说，看似不可思议、仿佛幻觉般的“幻肢感受”，是以特定的神经布线重组为背景的。

其实不止幻肢病可以作为脑内神经布线决定心智现象的佐证，书里还提到很多心智现象的神经布线。比如，最简单的减法心算与大脑左侧角回有关，短时记忆与海马脑区有关，自然的微笑以中脑基底神经节不受损为前提。甚至在视觉认知中，识别一个对象是什么的“什么”通路与针对对象调整身体运动的“何处”通路也有不同的神经布线。由此拉马认为，人脑的所有心智活动都系于脑的神经布线。神经布线相当于印度文化和宗教中具有支配力量的婆罗门，或亦可译为(“梵”)。尽管对于拉马偏向于机械唯物论地看待脑这个精神的物质基础，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本书的叙述方式：谈起神经布线的存在，都用相关病例个案的分析作为佐证，层层深入，娓娓道来，令人不忍释卷。

心理防卫机制的推陈出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饱受争议，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给出实证的依据。然而拉马博士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心理防卫机制提供了神经科学的解释，让这一“旧说”的大树生长出茂盛的新绿。旧说翻新的缘起，在于一种初看几乎跟精神分析

无关的神经病理现象—中风患者的忽略症。拉马博士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位名叫埃伦的患者，她只化妆半边脸，其实是因为右脑中风后，对自己左侧身体发生了神经病理性的忽略。

假如事情只到上述这一步，也不会联系上弗洛伊德理论了，可是拉马博士在这些半侧忽略症患者中又有新的发现：很多这样的患者无论受到怎样的提醒，总是拒绝承认自己左侧半身不遂的事实，除非在被逼到认识死角的短时间，才承认一下，可是转眼又坚信自己左半身没毛病了。所以，患者还不只是有“忽略症”的问题，他们还有“否认症”。

是不是说，忽略症和否认症同样出于脑内神经布线的改变呢？固然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简单地加以理解。

拉马发现，假如中风引起的脑损伤发生在左脑半球相应位置，患者就不忌讳承认自己的右半身不遂了—尽管瘫痪麻痹的症状并无二致。因此，右脑中风后出现的否认症，涉及更大范围的神经布线，那就是大脑两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拉马钱德兰说：当人清醒时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信息，“为了产生一些不会自相矛盾的动作，脑必须设法对这样超负荷的大量细节有所取舍，并将其整顿成一个稳定而有内在一致性的信念系统……我认为这个任务主要是由左半球来完成的。”“我把右半球称为唱反调者……对现状提出质疑并寻找出全局性的不相协调之处。”上述否认症患者由于中风的是右脑，这就使得左脑处于更加“独断”的地位—它的决定就是抹杀不利的身体信息，以维持自我一致性。

为进一步证明这一假说，拉马重复了另一位神经病学家的“冷水灌耳”实验，即向否认症患者左耳道注人冷水以引起眼球震颤，神奇的是，患者在此后的短时间内，意识到并承认自己半身瘫痪。由此推测冷水“唤醒”了右半球，因为前庭神经有联结投射到右顶叶的前庭中枢和右半球的其他部分—“唱反调者”短暂的觉醒使患者注意到了左半身，从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偏瘫。

有了这些证据，拉马博士就很有底气为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卫机制”学说提供神经生理的支持了—全部防卫机制包括否认、压抑、反应形成、文饰作用、幽默、投射（在本文中不展开解释，读者可阅读《脑中魅影》-页），都能用右脑中风否认症的病例作为佐证，并用左脑维持内在一致性的功能来加以解释。他这些阐述的意义，不只是支持甚至“复活”一种旧说那么简单，而是提供了借鉴各种思路以求脑研究突破并解决、验证已知和未知关键问题的建议。同时笔者也不禁想到，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甚至释梦理论，是否也能通过类似的途径，获得哪怕部分的证明呢？衷心期待将来这类惊喜会越来越多。

意识是什么？

从开阔的视野上看，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谈论感知、情感、意识与自我如何作为“魅影”在脑中构建起来，而且它们也无非是同一精神主体的不同面相。当拉马谈到患者阿瑟不可思议的症状—把自己朝夕相处的父母当作冒牌父母的时候，他在展示脸识别脑区和情感脑区联系中断的不幸后果；也不用说，右脑中风后的否认症，是脑内布线均衡改变导致人格改变的极好例子；而边缘系统－内侧颞叶的活化，真的会奏响脑内“狂想曲”：使人如泣如诉，痴迷沉醉，乃至体验到上帝的存在。更好的例子来自“低智特才”：一般智力的落后不能阻止他们脑内十分独特的神经布线对某些信息进行超常加工，从而使他们在某一特定心智操作中达到惊人的效率。由此看来，对感知-情感-意识-自我这个精神四面体来说，对整个精神世界来说，神经布线是决定性的—有什么样的神经布线就有什么样的人！书里关于笑的神经机制以及关于“假孕”妇女心身相互作用等的描述，也都饶有趣味，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明白了所谓意识、所谓精神现象如何像精灵般从脑中升起和运作。

作为精神主体也作为意识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主观性，又叫主观体验特性。拉马钱德兰博士用学术上严谨的语言把主观体验特性定义为第一人称的陈述（“我看到了红色”这明确有别于第三人称的陈述（“当波长为纳米的光刺激了他脑中的某个通路时他说他看到了红色”）。怎样证明两种陈述之间的等价性，又怎样拆除两者之间的壁垒？无论在哲学界还是脑科学界，迄今还未有定论。不过，拉马博士勇敢地提出了他的解答：主观体验特性取决于个体神经布线上的电生理活动特点。比如，当把健全人视网膜接受红色刺激的神经信号，通过特殊导线接到色盲患者脑内的色觉区，这位色盲患者就会在主观上体验到与正常色觉者一样的红色！确实，这是一个肯定精神的物质基础的解读。

但本书译者顾凡及教授凭着他对脑科学的多年研究和思考，在译注中对读者提出了告诫（见本书页脚注）：由于每个人的脑具有独特的动态特性，因此没有理由说，一个人的视觉传人信息通过一根导线接到另一个人的相应脑区后，两人必然产生相同的主观体验特性。

拉马博士的推断极为自信敏锐，而顾教授的告诫更是语重心长。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别放过这段学术思想的精彩交锋。

那么确切而言，意识或者大而言之的精神，在作者眼里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拉马实际上更倾向于将意识视为一簇相互关联的“魅影”，而这些魅影都是在脑的布线与运作之中产生的。

实验的认识论与认知神经－精神病学

拉马博士娓娓动听地叙述和分析这么许多病例，还捎带一个不算太小的心愿，就是用“实验的认识论”方法去建构“认知神经－精神病学”。

认识论属于哲学，是有关知识结构、本质、来源和判断的理论总结。拉马想要在脑科学实验基础上，证实或者证伪有关知识的理论观点。那他为什么不提出实验的心理学？笔者猜测，这是因为拉马还要站在更广阔的文化的

视野上，并且把脑科学研究等同于一种心理学研究。对实验的认识论的体系，书中虽没讲得很具体，但从前言、某些章头引用语，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各种病例的探究和分析方式来看，这种认识论的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重视定性研究。拉马认为对于还处在襁褓中的脑科学（心理学也一样）来说，定性而非定量的研究有其独特意义。研究者不一定要运用昂贵高档的仪器设备，只是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大胆的猜想，加上审慎的判断到了这一点。例如，由躯体感觉在皮层的对应区域，得出幻肢症的机制；从人类知觉的“补插”功能，推测视幻觉过程的原理等。拉马还认为不合常理的现象或者新奇的思想往往更有价值，即使当前还没有合理的机制来加以解释。例如“假孕”现象表面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深人探索心身医学的极好例证。

第三是着眼独立具体的问题。在本文开头已经提到，拉马“私下里”（而不是在向美国健康研究院申请研究经费的报告中）倾向于认为，由于脑科学至今没有建立起“宏大的”理论，所以还是处在积累事实的相对初级的学科发展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式应该更类似于“钓鱼”而非“撒网”。这也是他坦率得可爱之处。而本书中介绍的一个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独立研究，也正是这类“钓鱼”成果之生动体现。

可能是出于谦虚或者不确定，拉马在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了本书中所有研究的学科归属-认知神经-精神病学。但在全书介绍的所有研究中又无不渗透了这门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论的思想。参考认知神经科学的“旨在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的定义，认知神经－精神病学即是阐明神经和精神疾病患者认知活动脑机制的学科，特别是要阐明那些不同于常人的歪曲的认知活动的脑机制。至于认知神经－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拉马在书中的研究已做出了示范：可以借鉴心理学的“黑箱”法，即改变对系统的输人并观察输出，从而建构内部模型的方法，以及从不同角度确定同一现象机制的“聚焦”研究。例如在书中，拉马描述了他使用不同材料和改变不同条件进行视觉“补插”的系列实验，并根据结果推测视幻觉的机制，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典型例子。

讲到这里，笔者只是挂一漏万地勾勒出本书的几个有趣之处。这本书对于神经－精神科医生、脑科学家和关心进化论的生命科学家，均会有宝贵参考价值；其生动幽默、平实无华的文笔也使之能成为知识界广大读者乃至一般爱书者的消夏或蛰冬良方。本书的译者顾凡及教授既是神经科学专家，又是一位热心的科普工作者。其精深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严谨精炼、追求信达的译风，使本书的翻译精到贴切，让读者一点也不会感到生涩难懂。

当然这些有待于读者自己亲身体会。最后，笔者也斗胆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虽然拉马钱德兰这样“钓鱼式的、不靠昂贵装备而靠敏锐观察和巧妙设计的研究确实收获不小，但从目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看，运用先进仪器的脑研究恐怕还是神经科学的“主力军”。尤其是无创的脑功能成像技术，会给神经－精神病例研究插上飞翔的翅膀。毕竟研究手段和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