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说
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赴朝鲜作战
致敬文旅系统抗美援朝老兵（上）
王鹰：英雄们的牺牲换来了我的生命
讲述人：王鹰（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0兵团68军师政治部文工队战士）
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我中学还没毕业，却充满了对解放军的无限向往。所以我就放弃学业，加入到解放全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尤其钟爱演戏。所以当我了解到部队有文化工作队，到那里可以继续演戏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名文艺兵。年3月，18岁的我报名入伍，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活。
那时候全国还未完全解放，部队更是一穷二白，没有条件给我们这些新兵置备用具。因此，我们自己背着行李卷来到华北军区的68军师，直接到师里的文工队报到。
入伍没多久，我们就向山西进发。当时部队的任务是参与解放太原的战斗。对文工队来说，一旦有战斗，什么工作都要做，既要抬担架，又要护理伤员，有时还要奔赴前线。我连基本的军事训练都没有参加，只凭一股革命热情就上了战场。一位老同志带着我，跟着尖刀连一块儿冲。我是一名新兵，什么都不懂，却大胆得很。尖刀连前头走，我们在后面紧紧跟着，一点儿不知道畏惧。
太原战役胜利后不久，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们部队赶到朝鲜参战时，第5次战役已经结束。
没出国之前，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在火车上唱歌，斗志昂扬。然而，接近鸭绿江的时候，战争的阴云就笼罩了我们。为了隐蔽，火车头的烟囱上加了架子，把湿纸袋子、湿草袋子放在上面，以吸收冒出的浓烟，以免烟气飘得太高被敌人发现。这种战备的气氛一下子感染了我们，开始紧张起来。
我们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下过的鸭绿江。过了江，白天不能行军，只能夜里循着小路前进。这时，战争的气氛更紧张了。人们说话不能太大声，锣鼓也要适当偃息，战斗随时可能打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如期赶到了指定位置。我们师的任务是防止敌军从东海岸登陆，所以提前到据点驻防，并修建公路。
我在行军中被派到一个团里，跟着供应组搞后勤工作。一路上我最常做的事情是和一名工长寻找粮食。我们的运输线经常被敌军破坏，没有办法控制在自己手里，后勤供应十分困难，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村镇筹粮。可村里的老乡害怕炮火，都躲起来了，筹粮工作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在此期间，令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一次接运输车。我们供应组有一个任务，将运送物资的汽车引导到我们师的隐蔽地点。运输车都是夜里走，而且不能开灯，因为一开灯就会暴露目标，敌机的轰炸就来了。运输货物的司机都是摸着黑开车，让人不禁感叹这些驾驶员的经验是多么丰富啊！
那天，我和供应组的一个排长躲在山沟边上的防空洞里等候运输车的到来。夜里两三点钟，车到了。我们赶紧到公路上询问他们是送给哪个单位的，确认了是我们师，就把车引到我们隐蔽的山沟里。山沟里已经有警卫连的战士等待卸车。
十几辆车被先后带走了，最后还有两辆车。我们走近一看，不禁骇然。这两辆车损坏十分严重，车身都扭曲了，但勉强还能动。倒数第二辆车的副驾驶员已经牺牲了，只剩下司机坚持驾车到目的地。我跟着排长把这两辆车引导到隐蔽地点，并把车上的货物卸完，这时天就快亮了，车已经不能行动，所以我们也准备下车隐蔽。
下车后，排长发现倒数第二辆车没了反应。我跑过去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我们以为他晚上开车太累睡着了，可怎么都叫不醒。后来强制把门打开，看见血顺着他的身子往下流着，驾驶室里已流了一摊，这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我们又是震惊又是崇敬。我无法想象，副驾驶员牺牲了，他也受了重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凭借一种什么精神在牺牲前把车开到这里的？
我和排长把他抬下来，然后将他就地安葬了。又找来一块箱子板，写下了司机的名字和地址，立在他的墓前。排长在埋葬他的时候说：“你在这里安息吧，等胜利了，我来接你回去。”令人遗憾的是，排长在此后执行任务的时候也牺牲了，我甚至不知道排长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参军后经历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事件，一直无法忘怀。那个凭借意念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把运输任务完成，将车开到目的地的汽车兵，让我终生难忘！他的精神太过可贵，他和副驾驶员都牺牲得光荣，都是英雄，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绞杀战”，把公路全部堵死，而我们的汽车兵在沿途没有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仍然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来。正是这条后勤运输部队用生命维系的补给线，保障了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直到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后来，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东海岸，防止美军从此地登陆。但过了不久，“三八线”告急，文登里驻防的朝鲜人民军损失惨重，实在守不住了，就把我们从东海岸拉到文登里增援。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没有阵地和防空设施，只好趁着晚上拼命修筑工事。但敌人的炮火太过猛烈，晚上挖好的防空洞到了白天基本就被掀平了。然而，阵地是绝不允许失守的，我们只能一批一批轮换抢修工事。
我们在东线缺乏重武器，仗打得很残酷。为了坚守高地，战士们一批一批上去，然后又一批一批被抬下来，牺牲巨大。高地没人防守就等于放弃，敌人就可以将战线向前推进很远，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坚守。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渡过汉江后围歼残敌
战时我们基本停止了文艺演出和宣传活动。虽然我们是文艺部队，但炮声一起我们也会参战，抬担架、送粮食都是我们的任务。运送大米时，我们扎起裤角，将大米装满裤腿，剩下的扛在肩上就走；运送炮弹时，用背包绳把成箱的炮弹捆在两根棍子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勇闯封锁线。我们一个人背着一箱炮弹，只要能够跑过一个封锁线，就算完成了任务。
鉴于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志愿军首长下了攻击令。驻防五圣山的是美军的主力部队，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我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五圣山战斗。那天，部队派我到最前沿的连部进行采访报道。我先到达距离连部尚有一段路程的营部，组织派了一名十八九岁的通讯员给我带路，并保护我的安全。
白天不能行动，到了晚上我们才出发。我们途中走得有些累了，背靠背一南一北坐下，准备休息一会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扑噜扑噜的声音。那个通讯员很有经验，马上意识到这是炮弹从上空坠落的破空啸声。他随身带着一把刀，此时他用刀背迅速地点了我一下，示意我赶紧卧倒。就在我卧倒的瞬间，炮弹也轰隆落地。一时间我觉得大地震颤，时间都静止了，大脑一片空白。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试着动了一下，发现腰腿没有大碍，仅是脖子擦伤。
我站起身来，才看到那个通讯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经牺牲了。炮弹片从他的后背嵌入，透胸而出，将他胸前的弹夹都击碎了。回想起那惊魂的一刹那，通讯员在危急时刻想到他的任务是把我送到前方，不能让我受伤，所以首先提醒了我，自己却来不及躲闪了。
我又逃过一劫，都是因为同志们的帮助，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崇敬，这是我的大幸！遇到危险，都是老同志替我承担，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让我真正认识到，人不只能靠自己，更不能全为自己，首先应该想到自己的使命、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别人。
五圣山战役结束后，我们的队伍转到金城，情况比之前好很多。之前我们没有多少大炮，而金城战役时我们的阵地上放着一排一排大口径的炮，让人一下子就宽心了，再也不用拿着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钢铁大炮了。
但由于阵地推得太远、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还是跟不上，部队战斗一个星期后弹药严重不足，我们的炮火被敌人压制了。一天夜晚，眼看就守不住了，紧急关头，师里调来指挥部的“喀秋莎”火箭炮，才让我们稳住了战线。第二天，组织上派我和另一个同志到前线慰问。
谁知，我们刚到“喀秋莎”阵地，敌机就来了，随即一阵轰炸。战士们拿着冲锋枪射击，但哪里管用，我们的炮阵地就这样被全部炸毁。从前线下来的战士看见“喀秋莎”被炸得不成样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知道，因为“喀秋莎”的支援才让自己保住性命。他们很难过，一边走一边小声哭泣。营长也很痛苦，但他对大家说：“不要难过，‘喀秋莎’是二战时期苏联的武器，我们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火箭炮！”
20世纪90年代，我和老营长碰了一次面，他对我说：“年大阅兵，我看见头顶的飞机轰鸣而过，内心有很多感慨。当初我们没有制空权，甚至在山坡上连美国的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多么猖狂！”
我们在前方打了一年四个月的防御战，后来，一波一波的新兵补充进来，有师建制的，也有团建制的。我们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很多人，不过我们还是胜利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年我转业了。5年的军旅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我所记得的那些事情、见到的那些人，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有近半年在前线各个阵地采访，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他们英勇的事迹就像一曲不朽的歌，将永远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尤增钊：机要员眼中的抗美援朝战争
讲述人：尤增钊（原国家旅游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原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4军机要员）
尤增钊
又是一个10月，秋风瑟瑟，黄叶纷飞。走在北京的街头，总是不由想起65年前的那个秋天。也是在这个季节，我结束了在抗美援朝前线的3年生活，回到了北京。在那个光荣的战场上，我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灿烂的年月，如今虽已年近耄耋，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幕幕依然清晰得宛若昨日。
我是江苏人，是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长子。年，在离初中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了华东革命大学的招生通知，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正是祖国需要青年力量的时候，我毅然填报志愿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那一年我17岁，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那个时代是最最光荣的事情。经过3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后，我在当年6月被分派到南京的华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式参军入伍。入学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译电员的学校。
我是华东青年干部学校的第二期军人，入伍当年，就有同期的同学被派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们当时都很羡慕，真希望自己也能快快学成，去往前线。过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得到入朝的机会，而是在学业结束后被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成为军部机要科的一名机要员。
没想到不久之后，年8月，我便接到一个特殊任务，与科里的“老机要员”汪志荣，还有我在华东革命大学的同学滕永林一起作为先遣团的成员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24军进入朝鲜做准备。说是“老机要员”，但那年汪志荣也只有25岁。
8月21日，这个日子仿佛刻在脑中一样，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进入朝鲜的日子。当天，两三百人的先遣团首先在鸭绿江畔的吉安集结，在下午两点开始行动。那时美军在鸭绿江上的轰炸十分频繁，志愿军的工兵部队不得不一直维修过江的各种桥梁，我们是从吉安的一座浮桥上坐着大卡车进入朝鲜的。那时，我军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接替27军防守朝鲜东海岸。
抢修清江大桥
前往东海岸的一路非常艰辛，朝鲜的很多公路建在山上，不仅弯道多，道路还坑坑洼洼，遇到敌军空袭，熟悉地形的志愿军运输团老司机竟然可以关了车灯在山间行驶，但即便这样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非常缓慢。有一次换乘火车后，一晚上竟然只走了10公里，最后，所有能够乘坐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前进，我们不得不一天步行多里，才到达驻地。
在东海岸，我们的部队主要应对美军的空袭和防空作战，很少有战斗。年初，24军进入中线上甘岭地区阵地，接替15军进行防御，承担东西43.5公里宽的阵地防御任务。年12月31日，我随同军长皮定均一行五人提前进入前线。
接防后，我的主要工作是在23军与24军位于平康地区接合部的联合指挥所担任机要员。在高地的对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高地是邱少云同志牺牲的地方，又是两军阵地的交叉地带，敌我距离非常近，战斗激烈，双方围绕这个高地反复争夺，常常出现白天阵地被敌军占领，而夜间我军又依托坑道反击夺回的情况。
年夏，在停战前夕，24军配合志愿军其他部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击战——金城反击战。当时皮定均已经返回中国，24军由张震接任军长。在这次反击战中，张震拟了两份电报让我们发送，发送军长电报需要两人拟稿、两人校对，张震文化底蕴很深厚，电报不仅用毛笔写成，还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写成，字迹颇难辨认，电报涉及作战部署，我们4个机要员无比紧张，生怕出一点错，反复检查，发出后还第一时间向电台要了电文再次核对。
作为一名机要员，我们多是跟随军长或指挥员在军部或指挥所工作，很少有机会接触前线的战斗。但是，金城反击战时，因为人员紧张，我们机要科的一名同志被抽调到前线运送伤员，在指挥部我也见到了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战争的惨烈在年少的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停战协定签订后，24军继续留在朝鲜，向21军移交了上甘岭地区阵地，转移至朝鲜西海岸肃川、沙里院一带。因为当时已经停战，所以防御工作比较轻松。其间，我还去平壤参观。那时候，朝鲜遍地狼藉，很多城市和村庄被炸毁，一路走来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房屋，瓦砾堆中偶尔能够看到三三两两身着白色衣裙的朝鲜百姓。
此外，我还从军部下到70师团工作了几个月，这个团的驻地是朝鲜西海岸的一个小村落。那段时间我接触朝鲜民众比较多。因为没有自己的营地，团里的战友多是寄宿在老百姓家中，我寄宿的家庭生活着一位老妈妈和她的女儿、儿媳，儿媳一只眼睛还失明了，因为战争原因，朝鲜农村男丁很少，人们的生活非常清苦。即使这样，他们对志愿军还是很热情的。虽然语言不通，但时间长了大家总能夹杂着朝鲜语、汉语和手势进行简单的沟通。我记得有年端午节，老妈妈还给我送来朝鲜年糕，非常美味。到中国新年时，部队会给我们发面粉和饺子馅，战友们回家自己包饺子吃，看到我拿着食材回来，老妈妈会急忙为我点火、烧水，我们一块吃饺子。村民对我们带来的新鲜玩意儿很好奇，看我们拿着相机照相，他们还会凑上来合影。
因为从事机要工作，年我提前知道部队要回国的消息，还知道部队将被派往北京，承担保卫北京的任务，心里别提有多激动、多高兴了。一是这么多年没有回过家，二是能够保卫北京，让我觉得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回国后，我与一些在朝鲜的战友仍然保持着联系，大家时不时聚在一起，聊聊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也偶尔会回忆起在朝鲜的日子。现在，很多战友已经不在了，还能聚在一起的人不过三五个。
年，已经开始在原国家旅游局工作的我，接到了到朝鲜考察访问的任务。阔别25年，我再次来到了平壤，站在大同江边，感慨良多。25年过去，平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脑海中，当年处处残垣断壁的战后景象不断浮现，恍若隔世。
记者：刘淼、宋佳烜
责编：李扬
